[摘要] 多年来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风水理论虽不乏迷信内容，但它却是一门中国古代地理学、气象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于一体的古代自然科学。在近年来国内渐热的“风水”风中，四川阆中市竟率先在全国提出要打造风水之都更是开了先河，一个县级市何以可称为风水之都？
在人们的印象中几乎是迷信的代名词，但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开始、到当今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等，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却认为，“理论虽然不乏迷信内容，但同时理论实际是中国古代地理学、气象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一门综合的古代自然科学。”最近，四川的阆中市竟然率先在提出要打造之都，一个县级市何以可称为之都？
阆中古城——中国四大古城之首
实质是建筑生态学
“打造之都是民间组织提出来的，政府只是引导。”阆中市文化旅游局局长宋海全告诉记者。他进一步解释道，现在提倡文化多元化，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对《易经》的解读消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易经》的偏见。是《易经》的一部分，它的精华部分用现代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古代朴素的环境宜居学，是指导我国古代建筑选址、规划设计的一门远古科学;当然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迷信，并被江湖术士骗子所利用。作为政府就是要正确引导民间团体的这些活动，扬其精华去其迷信和糟粕。 无独有偶，宋海全的说法还不仅是一家之言，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古建筑、皇陵研究专家、文物保护评审领导小组成员王其亨教授也认为：“是古代选择处理建筑环境的独特方术，曾对传统建筑规划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王其亨主编有《理论研究》，著有《中国理论》等专著。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其编著的《理论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助项目，阆中古城更是该书研究理论的一个重要范本。在中国古代环境的整体处理方面，包括了人文景观同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大规模建筑群的空间布局组织，有着与西方古代及近代建筑完全异趣的极高的艺术造诣和成就。“这种实践成就有无理论指导？”很早以前王其亨心里就产生了这个疑问。王其亨及其研究小组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历经数千年延绵不断地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成就辉煌、风格独特的体系。从世界建筑文化背景来比较，其中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是，各种建筑活动，无论都邑、村镇、宫宅、园囿、寺观、陵墓，还是道路、桥梁等，从选址、规划、设计及营造，几乎无不受到所谓的深刻影响。”
对情有独钟的还有北大教授于希贤。“其实中国人本不该如此排斥，毕竟是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把钥匙。”于希贤说。身为北大博士生导师的于希贤，师从泰斗侯仁之院士，是一位严肃的地理学家;他倡导（学名堪舆学）并把我国这一传统的民俗文化推向世界，陆续在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开授专门的学术研究，传授理论。什么是？在200多种定义中，于希贤比较认同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说法，即实际上是结合了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学科的一门综合的自然科学。在此基础上，于希贤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的学名叫堪舆学，是调和人与环境之间气场的一种方式和艺术，通过调节气场，使人和环境达到和谐的境地。”
不仅是中国一些专家学者认可学，国外的一些建筑的科学家也对中国传统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东方4000年连绵不断的传统中，土地规划与组合的艺术与科学已发展到有力而微妙的程度，而这在欧美实验开拓计划中均属罕见。”英国杰出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理论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益的，其包含了显著的美学成分和深刻哲理，中国传统建筑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地有机结合而美不胜收，皆可得到说明。
王其亨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与建筑生态学的步调是一致的。”“重新考虑的本质思想和它研究具体问题的技术，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有科学的一面，但阆中何可称为之都？
源头还是子虚乌有
“阆中打造之都，还真不是噱头。”阆中文化旅游局局长宋海全告诉记者，阆中打造之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雄厚现实基础。
传伏羲就孕育于阆中，据宋代罗泌的《路史》记载：伏羲的母亲华胥，生活在华胥水边，因为踩了雷神的足迹而怀上伏羲。伏羲生于仇夷，长在起城。《路史》注释说：“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渝水地也。”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当数《易经》，而《易经》的核心部分，则是传为能 “惊天地、泣鬼神”，精通之后可为“经天纬地”之大事的阴阳八卦和五行学说。中国的文化正是从阴阳五行八卦学说中衍生出来的。“除了伏曦出生在阆中的远古传说外，还有在汉唐时代，阆中已成为我国天文勘舆之学的中心了。”据史记载，阆中民间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就生于阆中，由他主持完成《太初历》成为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部完整的历法。但他弃官不做仍回阆中在观天测地的“”中进行他的天文研究，并对阆中后世崇尚观天舆地之玄学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天文和往往是一家）。其后的两汉三国期间，阆中此类奇人异士辈出，史料记载的就有汉成帝时期的议郎官谯玄、汉哀帝时的益州刺史任文公和其子任文孙、蜀汉刘备时期的儒林校尉周群祖孙3人、以天象之名劝蜀主刘禅降魏的谯周，以及谯周的学生《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等。阆中古城中至今留存的观星楼、管星街等遗迹便是这一时期阆中天文勘舆之学兴盛的见证。
始于汉代盛于唐代，唐代著名的风学家袁天纲和李淳风，晚年就隐居阆中研究，死后二人并葬于阆中，现在阆中天宫院的淳风寺和淳风墓就是其历史见证。据《古今图文集成》载，唐太宗贞观中（约636年），有望气者言于太宗：观测天文，见西南千里之外有王气。太宗令袁天纲测步王气，由长安至阆中，果见灵山嵯峨，佳气葱郁，脉在蟠龙山右鞍，因凿断石脉，水流如血，故名锯山，锯山现仍在。高宗永徽5年（公元654年）袁天纲再次来到阆中，并在蟠龙山筑台观天象，后沿隆山驿古道入阆中西南的天宫乡，因见其地理格局广阔，绝胜，有如仙家灵地，遂定居于此，命终后葬于观稼山。而唐朝的另一位学大师李淳风则是袁天纲的好友，在朝为太史令，专司天文历算之职。其一生的成就是改造“浑天仪”、集注《算经十书》、著天文星象巨作《乙已占》及民间流传甚广的经世预言书《推背图》。其于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循剑阁石牛古道入阆中，追寻挚友袁天纲察得的“”，后亦定居于阆中天宫乡，死后葬于五里台，与观稼山袁天纲之墓遥遥相望，在中国学的历史上，传为千古奇事。港澳台的一些学者及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到阆中考察，皆与这二人有关。
是理论“活化石”还是徒有虚名
“袁、李二人作为大唐一代的天文、术数和学宗师，对唐代以后阆中古城的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格局一直保留至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唐朝格局明清建’。”宋海全告诉记者。阆中古城的城市选址及城市规划布局可以说是研究学理论很好的范本和活化石。
这个说法还真不是阆中为打造之都而自我吹嘘。2005年，天津大学王其亨就带领其研究小组到阆中考察，其考察后得出的结论：“阆中城的选址及经营发展，典型体现了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规革思想、理论、方法和实践，其中尤其包括理论，积淀了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也富含科学和美学成分。结合阆中的地理格局和山水形势，引征古代图腾理论而进行分析诠释，将不难看到这点。”并指出，阆中古城今天的格局“也都与袁天纲、李淳风这样的大师及其活动影响息息相关”。
王其亨及其研究小组对阆中考察后并出版了《理论研究》一书，书中“阆中格局：浅释理论与环境意象”一章达33页，约占该书总页数的1/10。从中可看出阆中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其城市选址及城市布局对理论研究的贡献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如该书指出，古代城市选择讲究（山脉），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为界，古代家将中国的山系分为南北中三大干龙以论说城市的地理分布。以而论，阆中处于三大干龙之中干面麓，与中原一脉，而又近邻南干发脉处，这正是其历来为巴蜀北部重要政治军事中心的地理基础。就各城市的山川格局而论，理论以聚结，即山水聚结来进行考察，有大中小三种“聚局”：“大聚为都会”，“中聚为大郡”、“小聚为乡村、阳宅及富贵阴地。”以阆中而论，阆中为大郡州邑，属中聚局，为“千里山水大会”，正与处于大巴山脉、剑门山脉现嘉陵江交汇格局相合，正是理论这一意象很好的写照。此外，王其亨及其研究小组还从阆中古城的选址阐释了理论的“砂”、“水”、“穴”对城市选址的理论指导作用。
对于阆中古城的建筑群布局，王其亨及其研究小组认为这更是理论的重要体现。他指出：“阆中古城的建筑布局也正是根据后倚蟠龙册，前照锦屏山，并本着穴法中山向选择最重朝案‘必以近案有情为主’的意象而规划的。”王其亨及其研究小组还指出：“以此格局，在权衡阆中四面山水而择定的城市中心，即北大街、西大街、东大街及南对锦屏山的双栅街的十字交结处，建有‘中天楼’，其意象，正应理论‘天心十道’之喻。城内其余街巷，殆皆由中天楼为核心，以十字形大街为主干，迭分东西展开。各街巷取向无论东西、南北，多与远山朝对，或为蟠龙山，或为伞盖山，或玉台山、西山、大象山、塔山等，南向主街则多取锦屏山断片为底景。一些街道更以其所向取名，强调其主题，如蟠龙街、屏江街等。”阆中的中天楼现为国内外游客观测古城格局的重要景点。
其实，阆中不仅是研究理论的范本，更为历代诸多文豪所瞻嘘唏，而阆中对于现代人来说更是灵魂栖息的寓所。
视 野 灵魂栖息有仙苑
走进阆中古城，没有汽车声，连自行车也没有，街道全是明清时代古香古色的建筑，置身其中，仿佛时光穿梭回到了明清时代。抬眼望去，一道翠绿的屏障印入眼帘，因“花木错杂似锦,两峰连列如屏”，故人们把这道绿色翠叫做锦屏山（国家AAAA景区）。寺庙亭榭的琉璃瓦脊檐金光闪闪，掩映于绿影丛中之间。
锦屏山风光秀丽，历代都在山上建造楼阁亭榭，有杜陵祠、阆峰亭等。明嘉靖初，保宁知府张思聪更建锦屏书院，内有尊道阁贮藏经史，另建三贤祠祭祀理学家朱熹、张栻、黄裳。后杨瞻增修望江楼及三洞六亭。清代黎学锦重建三贤祠，改祀杜甫、司马光、陆游，并在锦屏山麓建张烈文侯祠，在阆南桥附近立“张烈文侯故里”碑，纪念抗金名将阆中人张宪。清代先后建吕祖殿、八仙洞、飞仙楼、太白楼、邱祖殿、观音殿、三贤祠、武侯祠、静应祠、瞰碧亭、惠泉亭、“天下江山”碑（此碑已毁于文革）等。
现在的景点主要有：张宪祠、九曲长廊、吕祖殿、八仙洞、飞仙楼、杜工部祠堂、放翁祠、碑林、赛锦屏、观星楼、锦屏山造像及石刻、怀飞亭等。
如果在夕阳西下时登临吕祖庙，听闻绿树丛中的鸟啼，即使不是诗人，也顿时会产生吕洞宾贴于阆中的“谁家绿树正啼鸟，何处夕阳斜依楼”美不可言的意境。
锦屏山的东侧依次为黄花山、塔山，黄花山上建有配衬古城的奎星楼，始建于明末清初，名魁星阁;塔山上有高耸入云的白塔，是一座塔始建于明代又称“文笔塔”。
阆中的美不仅在山，更在于水。阆中古城三面环水，清彻透明的嘉陵江顺着锦屏山、黄花山、塔山的山势绕城而过，有诗云“三面江光抱城廓 四面山势锁烟霞”，描写的正是此景。
沿古城街道向着锦屏山方向走不多远就可到江边，为了更好地欣赏阆中美景，可登上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李元婴始建的光华楼一览古城风貌。这里生态保护较好，经常可见野鸭成群结队在江上飞行，如果赶上日落时登临此楼，“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赋辞中才有的美景将会真实呈现在眼前。据该楼管理人员介绍，一些摄影爱好者和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甚至国外的摄影爱好者经常上此楼等待日落取景。
如若在春暖花开的月夜漫步江边，会感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所描绘的景象绝非虚构，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空气中更没有城市的浮尘，呈现出的是“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此时生活中的劳碌和疲惫也将会被涤荡得纤尘不染，心中只有纯洁和沉静;江面上的点点渔火和江边的楼阁中的灯光更会勾起“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情怀。
即使没有月光或天气不好，这里也不寂寞，江对面锦屏山和黄花山的亭榭楼阁在灯光的照射下，隐隐约约于绿树丛中，还有稍远处高高耸立于江边塔山上的白塔发出的金光，不是仙景，却胜似仙景，曹雪芹笔下“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暇”，阆苑即是阆中。当然，阆中的美景还很多，如张飞庙、贡院、淳风寺、滕王阁、观音寺、把把寺等。
作为一座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盘综错杂的立交桥、高速增长的GDP的确会让人趋之若鹜;但风景宜人，能让“神经放松下来、 让心活起来的环境 ”同样越来越令人神往，阆中即是后者。在城市跟风追求GDP的时代阆中没有盲目跟风，而是按其自己特有的个性和风格发展，保留和恢复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和古城风貌。她与一些沿海城市相比是显得清平了些，但它却能让在宦海和商战中绷得很紧的神经得以短暂地放松，给在工作中劳碌和疲惫身心提供一个恢复元气的栖所，给受伤灵魂以抚慰……
《阆中县志》记载，“上元后一日，锦屏山游人如蚁，谓之游百病。”这吸引山川之灵气，陶冶情性并增进建康之举，亦非尽属迷信。宜养身心是阆中自古就有的功能，要不汉代著名天文学家落下闳会弃官不做归隐阆中，唐代的宗师袁天纲、李淳风会晚年隐居阆中并立遗嘱让自己死后葬于阆中，诗圣杜甫会有“阆中盛事可断肠，阆州城南天下稀”的佳句，并在阆中留下诗作60余诗作;宋代陆游有“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临锦屏”等。
此外还有元稹、房琯、黄庭坚、司马光、苏轼、文同、杨慎等都在阆中留下了宝贵的遗迹与不朽诗作，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画阆中云台山作记，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嘉陵江山三百里最重阆中山水，也可窥此一斑。
纵观阆中的美，美在其保留了其特有的个性，美在天人合一，美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生又何常不是，高官厚禄、腰缠万贯自然为人所羡慕，但是并非羡慕就都能得到，相比于那种被欲望折磨得心力憔悴身心疲惫的人，能保持固有的天性和一颗纯真、淡泊的平常心，又何常不是令人倾慕和欣赏的境界。 阆中带给人的不仅是美景更是人生的真谛，这就是阆中“之都”美的内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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