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高度重视家庭和亲情的社会，几千年的传统形成了尽孝养老是子女应尽责任和义务的社会价值观，更要鼓励让子女与老人共同或相邻居住，照顾赡养老人，支持‘一碗汤距离’的亲情居家养老，”人大代表、江苏省住建厅厅长周岚今年准备向大会提交建议，对于同城子女与老人为相邻居住而换购住房的，等面积置换部分免征或减征相关税收。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石小磊
让这一碗汤送到老人手中还是热的
周岚说，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21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6%。其中，江苏省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为21.36%，已经超过了全省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相应地，老龄化社会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
有调查显示,不少老人及子女希望,既能住得近相互照应又能彼此享受独立空间,即“一碗汤的距离”，意思是给老人烧个汤，送过去还是热气腾腾的。
“子女与老人共同或相邻居住，照顾赡养老人，这样‘一碗汤距离’的亲情居家养老，既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有利于降低政府支持养老的压力，对老人而言，这又是贴心的照顾安排。”然而，周岚调查了解发现，按照现行的房屋买卖税收政策，老人或子女调整住房涉及的交易成本较高，成为不少家庭居家亲情养老的障碍。
90平米房子等面积换购起码要交几万元税
周岚以老人或子女换购一套90平方米等面积的住房为例，算了笔账。
假设子女现有住房成交价2万元/平方米，换购的与老人相邻的房子成交价也是2万元/平方米，总房款均为180万。考虑到装修入住的时间需求等因素，通常是先买房、后卖房，这样买房时就要执行二套住房的税收政策，需缴纳契税180×2%=3.6万元；卖房时，2年以上的，需缴纳个人所得税180×1%=1.8万元；未满2年的，需缴纳营业税加上个人所得税180×5.5%+180×1%=11.7万元。合计需缴纳的税收，置换2年以上房屋的为5.4万元；置换2年以内房屋的为15.3万元。
再以子女卖掉原有一套90平方米、购买“三代同堂” 175平方米住房为例（按社会平均住房水平人均35平方米匡算），假设房屋均价都为2万元/平方米，卖房款为180万元，买房款为350万元。按照通常先买房、后卖房的顺序，买房时，需缴纳契税350×2%=7万元；卖房时，2年以上的，需缴纳个人所得税180×1%=1.8万元；未满2年的，需缴纳营业税加上个人所得税180×5.5%+180×1%=11.7万元。合计需缴纳的税收，置换2年以上房屋的为8.8万元；置换2年以内房屋的为18.7万元。
建议此类情况等面积部分减免税负
上述两个案例均显示，让子女和老人通过换房实现“一碗汤距离”的相邻居住，房屋交易成本较高。为鼓励和支持亲情居家养老，周岚建议，为在同城市实现子女与老人的相邻居住而换购住房的，等面积置换部分免征或减征相关税收。比如对个人所得税，等面积的部分可免征；2年以内的营业税可酌情减征。这样卖掉原有一套90平方米、换购为相邻居住或购买三代同堂住房的，按照成交价每平方2万元匡算，居民可获得1.8万元个人所得税免征优惠、以及一定比例的营业税扣减优惠。
“政府虽然减少了一部分房屋交易税收，但减免税收的同时可以大大释放社会有效需求，契税的税收规模可以较快增长，政府支持养老机构和养老事业发展的压力也可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民心德政好事。”周岚对记者说。
省住建厅厅长回应其它热点
楼市去库存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楼市去库存上升为国家任务，不少地方相继出台优惠政策拉动市场。与此同时，从去年底以来多地楼市持续升温，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更是异常火爆。江苏的苏州、南京等城市房价也闻风而动。人大代表、江苏省住建厅厅长周岚昨日回应表示，楼市去库存还需观察后续效果，因城施策。
周岚对扬子晚报记者说，房地产去库存，在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前不久住建部在四川眉山开会，当地城镇化程度非常低，农民都在山里面住着，那个地方去库存，农民就是主要动力，政府需要稍微提供一点优惠。
但是，去库存不是简单的泛泛而论，而应该因城施策，精准调控。周岚举例说，对于城镇化率高的地方，情况与之前说的眉山可能就不一样，农民很可能就变成了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很久的农民工，就是所谓的常住人口市民化。“中国这么大，不可能一揽子谈，即便是去化周期相同的城市，都是20个月的去化期，但是一个人口流入地的城市，和一个人口流出地的城市，你看起来周期一样，对策可能也不一样。”
周岚认为，国家的政策刚刚出来，还需要理智冷静地观察政策的后续效果再来动态追踪，而不是简单地说怎样，抓住问题的一端，要综合全面客观，另外还是要结合地方的具体情况。“市场本身就有百姓的参与，也包含预期的参与，所以去库存实际上是个互动的过程，政策和市场有一个互动，所以要观察，在尊重这个规律的前提下，再来精准调控。”
城市“拉链路”
呼唤推进地下综合管廊
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并颁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启动了首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建设。但由于定价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目前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广泛推开还存在不少制约点。“电力、通信等重要管线由国家相关部门和单位垂直管理，在地方政府层面，较难形成对等公平的协商机制；地方政府和管线单位在建设时机、投资时序和入廊收费等关键问题上较难达成共识。”周岚对记者说。
她建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会同相关部委以及管线主管部门，尽快出台更为明确具体的定价机制，区分不同类型的管廊，确定造价标准，提出各类管线入廊的费用分担比例。在明确管线必须购买入廊的前提下，应将管廊建设带来的管线后期维护成本大大节约等因素纳入，综合分析研定。考虑到各地情况的差别，国家确定的费用分担比例可以采用一定的指导幅度。之后由各城市政府和管线单位规定比例幅度，根据具体建设情况协商确定终价格，协商购买入廊或以投资入股的形式共建共享共用地下综合管廊。
周岚认为，具体明确的定价机制一旦形成，将大大激发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建设综合管廊的积极性，PPP模式有望较快推开，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规模有望迅速增长。这既有利于补短板，快速提高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管理和安全运营水平；也有利于稳增长，带动社会有效投资；还有利于惠民生，大大减少因“拉链路”反复开挖给百姓带来的不便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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