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的基础性改革。2015年以来,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陆续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工作。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浙江、辽宁、黑龙江、山西等地调研获悉，当地纪委公开案例显示，近年来，公房出租、危房改造、拆迁安置房、棚改等成住房领域“微腐败”高发区，不少基层干部借权力之便“吃拿卡要”“优亲厚友”，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基层群众和业内专家建议，加大互联互通的大数据反腐力度，强化公开透明的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制约，狠抓日常督导。
“好处费”“关照费”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保障房建设、危房改造、棚户区改造等住房领域投入的力度越来越大，蚕食人民利益的基层“蚁害”也随之增加。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一些地方，公房租赁管理十分混乱，除了招投标暗箱操作外，有的地方领导走“人情”，将公房免费或低价租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且大多租期较长；此外，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不将公房租赁金额依法上交国库，而是存入私设的“小金库”，供非正当开支使用。
除虚报冒领住房补贴、挪用补偿款等涉腐惯用手段外，在住房建设过程中，层层转包、垄断建材供应、以“好处费”“关照费”等说辞明着受贿、索贿等也成为基层干部蚕食群众利益的变种。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干部趁机捞取建材回扣，形成建筑行业物资采购中的“五舍五求”怪象，即：物资质量“舍优求劣”，供货单位“舍大求小”，路途“舍近求远”，价格“舍廉求贵”，最终“舍公求私”。
有的基层干部暗中参股保障房工程建设项目，还有的让自己的亲属承接工程，通过转包赚取高额转包费，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实际用于工程建设的资金不足，住房施工过程偷工减料，质量低劣。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王西村村委会原主任程立强，利用职务之便插手王西村村民公寓式住宅（一期）工程项目建材供应。在监管施工过程中，先后索取和收受贿赂240余万元。“忙我帮了，接下来你们看着办！”在程立强的威慑之下，承包商不仅向其支付“好处费”，更以高于市场价的标准在其亲属处采购建材。
利用职权“移花接木”“优亲厚友”，是住房领域基层涉腐干部的惯用套路。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周家镇车家村村委会原主任车祝之利用职务便利，将其儿子车某不符合危房改造标准的房子纳入申报名单，骗取国家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2500元。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原县委书记封殿辉违规插手棚改工程项目，让和自己关系近的外地人搞开发建设，借机谋取巨额利益，造成2014年至2015年期间哈尔滨市延寿县泓泰康城等3个棚改项目接连“烂尾”，近200户居民不能如期回迁，极大地损害了群众利益。
利用自己的权力插手住房工程建设，帮助开发商盈利，吞噬的不仅是巨额“回扣”，更是群众的切身利益，其危害不言自明。
监督机制不健全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在住房领域暴露出来的“微腐败”案件中，很多涉事干部“位低权轻”，在基层只负责某一件事、某一个环节。但他们大多能够与服务对象直接接触，位于人、财、物的直接管理环节，为滋生“微腐败”提供了便利。
一些领导干部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地位低，不起眼”，不但觉得破点小格不算什么，甚至觉得“反正群众不了解政策”。
蚂蚁搬家式的持续侵占之下，一些基层干部甚至由“蚁害蝇贪”发展为“小官巨腐”。来自中央纪委及多地纪检监察机关的公开通报显示，不少基层干部的涉案金额动辄上百万元、过千万元。
与此同时，还存在组团式腐败、链条式腐败等问题。共同挪用、共同贪污、共同“帮忙”……一些涉案干部错误地认为，只要“雨露均沾”，就会“天下太平”。
部分受访者表示，“微腐败”的滋生，源于监督机制不健全，存在管理弱化的盲区。《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薄弱，基层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明确，村务公开、村监会监督等事务公开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一些基层单位地方政务、事务公开栏内容常年不换，审批资金手续不健全，家长制作风严重，下面监督不了，上面又难以监督到位，几乎形成真空地带。
以保障房施工建设为例，不少地区都是设立临时性机构，负责人员大多从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管理松散，监督机制乏力软弱。
有受访者透露，由于程序不透明、监督机制不健全，一些行政和事业单位将自己拥有的公有房屋，按照自己设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外招租。公房租赁存在租赁期限偏长、租金偏低、人情租赁、多重转包、暗箱操作等情况，国有资产因此大量流失。
肥了自己、帮了亲友、坑了群众……这是基层群众对住房“蚁害”问题的控诉。为此，一些地区对住房领域“微腐败”问题实施了分类精准监督。
2018年下半年以来，黑龙江省集中开展房地产领域信访问题专项整治和依法履职情况监督检查工作。该省派出3个房地产领域信访问题专项巡视组，对10个一类监督地区依法履职情况开展了专项巡视，同时重点收集领导干部插手房地产领域问题的线索。
利用大数据反腐
向群众身边的“微腐败”亮剑，各地相关部门做了大量探索。为进一步严查严防住房领域“微腐败”，一些受访基层干部群众、专家认为，严打住房“蚁害”必须“稳准狠”。
首先，加强互联互通的大数据反腐。专家认为，要打通数据链，打破政务、社会大数据壁垒，实现共享，将灰色地带罩在大数据的法网下。
2018年，沈阳市纪委监委探索建立沈阳正风肃纪监督平台，汇集房产局等17家单位的业务数据。将全市6600多个补贴资金名称统一整理为目录清单，每一笔资金的依据、来源、去向、发放全程可追溯，且可与涵盖党员干部、监察对象等各类人员信息的大数据库进行实时数据比对、碰撞和互斥，自动产生疑似问题。
开着豪车、名下有企业，竟然还领着住房补贴？《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通过使用正风肃纪监督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比对，一些不符合规范的案例很快就浮出水面。
其次，强化公开透明的制度建设。从2018年4月开始，山西省纪委建立了每月“逢5”发布机制，每个月的5日、15日、25日公开发布一次腐败案件查处情况。山西一位纪检人士认为，对住房“微腐败”，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人防”和“技防”两方面强化制度建设。
有受访专家建议，将保障房建设项目单位的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的招标结果等情况向社会公开；对涉及建材承包的项目，实行采购、验收、付款“三权分离”；建材和设备采购人员岗位要实行交流制度，防止编织关系网。
再次，强化监督制约，狠抓日常督导。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委组织部裴天鹏认为，基层党员干部必须以身作则，自觉抵制“微腐败”。他建议多研究一些形式上更加灵活、内容上针对性更强的党性教育实践活动，让自我监督成为常态。
2018年，浙江省下发《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违规房产交易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随后又出台《浙江省防止领导干部房产交易违纪违法行为规定》，针对住房领域“微腐败”连下两剂猛药。
记者注意到，浙江下发的规定亮点突出：一方面将离退休人员也纳入领导干部监管的范围中，另一方面明确了领导干部在房产交易中不得违规炒买炒卖“房票”“楼花”、参与操纵“摇号”等7种行为。此外还特别强调，领导干部放任、包庇、纵容下属人员在房产交易中违反法律法规、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也应当依规依纪依法实施责任追究，持续释放出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老虎”露头就要打，“苍蝇”乱飞必须拍。严打住房“微腐败”既是民心所向，也是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本版稿件由记者于也童、吴帅帅、闫睿、刘翔霄采写）
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要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的基础性改革。2015年以来，33个试点县（市、区）陆续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工作。常州市武进区作为试点地区之一，把土地制度改革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增加农民收入有机结合起来，先后出台改革试点政策30多项、配套政策40多项，基本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土地制度改革政策体系，盘活了沉睡的土地资产，提高了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资金支持，实现了政府、企业、集体和农民的“四方共赢”。在制度变革之时，江苏要抢抓改革先机，总结和推广好武进经验，限度地利用好改革红利。
坚持规划先行，发挥规划的引领和控制作用。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做好规划是前提。武进在改革之初，就率先编制了空间全覆盖的规划体系，真正实现村级规划编制、管控和实施“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从当前情况看，我省乡村规划还比较薄弱，加大编制力度，关键是把握好两点：一是编制好总体规划。按照国家和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村庄建设发展，增强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作用。二是实现总体规划向详规和控制性规划的本质转变。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编制村庄规划和村级土地利用规划，全面划定村庄建设边界，分类制定村庄建设规模总控标准和农村宅基地双控规模，落实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生态红线保护责任。同时编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低效用地再开发、土地精细化综合整治等专项规划，有效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地，引导农田集中连片、建设用地集约紧凑。
积极推进和扩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对乡村振兴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武进区改革试点以来，共入市9653宗、7.8万余亩，合同总金额51.5亿元，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振兴发展。当前《土地管理法》等正在进行修订，建议抢抓修法机遇，积极争取在我省部分地区扩大土地入市试点，同时为全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做好准备。一是做强入市主体。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加快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依法开展组织登记，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供地的能力。二是完善入市机制。开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与全省国有建设用地网上交易平台系统并网运行，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建设用地统一平台、统一规则、统一管理、统一登记、统一权能、统一监管。三是统一制定城乡基准地价。为夯实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的价格基础，要在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管理实践基础上，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和基准租金进行修订，统一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
探索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当前，苏北地区农村正在进行精准脱贫、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的攻坚战。这一过程，迫切需要强化改革的动力，特别是要与宅基地制度改革相结合。完善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制度，对超标宅基地和“一户多宅”的情况，采取有偿使用办法，对自愿退出的纳入土地增值分配。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允许其退出部分宅基地，形成地票在市场流通。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建议进一步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范围，彰显宅基地的市场价值。鼓励农民利用自有住宅依法从事休闲、旅游等经营活动，拓展土地使用功能，提高产出水平。完善农村集中居住房流转制度。目前来看，农民集中居住房有的是集体建设用地，有的是国有土地。对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对后续的买卖、抵押、出租，要完善政策设计，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收储平台。目前苏北地区部分农村具有集中居住条件，这些村庄可以立即推进，暂时不具备条件的，需要分步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对自愿退出的宅基地和农村节余建设用地进行收储，提前进行土地置换运作，满足非成片的农民集中居住需求。
推进农村土地精细化综合整治，提升土地综合效益。到去年底，全省土地开发强度已达到21.57％，苏北地区也达到了18.67％。武进开展的土地精细化综合整治，为扩大耕地补充途径、降低土地开发强度开辟了新渠道。综合运用政策工具，集成组合运用增减挂钩、同一乡镇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工矿废弃地复垦、低效用地再开发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政策，摒弃过去“大拆大建”的做法，对农村地区碎片化建设用地及农用地实施精细整治。整合整治资金，目前在土地整治上还存在“五龙治水”的现象，要从省级层面，整合发改、国土、水利、农业等部门对于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的项目资金，解决过去工程项目资金渠道比较分散、建设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充分发挥项目投入的综合效益。开展点状供地，按照建多少、供多少，用多少土地指标、算多少容积率的原则，保障乡村旅游、养生养老、休闲度假等产业发展的用地需求。
推动土地资产化，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支持。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都离不开金融支持。一方面，大力发展农地农房金融。随着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创业创新的活跃，现在农村有着旺盛的金融需求，发展农地农房金融是当务之急。2015年底，我省13个县（市、区）纳入“两权”（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融资试点。
目前我省部分地区农地金融发展的条件初步具备，但在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对金融机构来说，面临的难题主要是“五个不确定”：规划不确定、权属不确定、价格不确定、变现不确定、风险不确定，影响了业务的开展。建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两权”抵押贷款县域全覆盖，同时利用江苏地方金融机构众多的优势，在苏北地区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抵押贷款试点。另一方面，探索建立有效开发模式。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实施，改善苏北农民住房条件工作加快推进，面临着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盱眙县在土地制度改革中，设立“乡村振兴土地综合整治扶贫开发基金”，明确平台统一操作，将当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交易权、整理土地经营权、财政土地整理部分收入等资产装入平台，吸引社会资本，发挥融资功能。（作者为省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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